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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佛学对于士大夫的革命思潮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影响

  晚清民国时期,历经明、清两朝的衰落,伴随外部“庙产兴学”和内部腐化空心的危机,汉传佛教和中国社会一样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当时的佛教界如何应对时代变化带给佛教的新挑战?作为革新派的代表人物,太虚大师对传统佛教进行了哪些改革?“民国四大高僧”的新旧立场又是如何?佛学怎样影响康有为等晚清士人?围绕上述问题,澎湃新闻()对上海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成庆进行了专访。

  成庆早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大量晚清士人都曾受到过佛学的影响,“如果不对汉传佛教有相应的了解,就很难领悟晚清到民国,甚至是中国思想史的真实面貌”。于是,他开始转攻中国近代佛教思想史,试图弥补目前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近些年,在专业研究之余,成庆曾多次到台湾与日本访学,考察当地佛教的生态,并亲身参与禅修等佛门的具体修行活动,因此在实践层面对佛教也有较深的体悟。

  澎湃新闻:从晚清到民国,中国传统政治和社会制度发生了剧烈变革,佛教界在此过程中面临何种危机?

  晚清以来,如果我们用张灏先生的概括性说法,就是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心灵秩序的瓦解。在这三种秩序瓦解的过程中,佛教界自然会受到外部秩序变革的推动。

  1898年,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提出了“庙产兴学”的想法,事实上庙产兴学的动议最早来源于康有为,他当时提出建议,要改乡村淫祠为学堂,并没有直接针对佛教寺庙。但是作为儒家正统士大夫的张之洞把淫祠改学堂的范围扩大到一般的寺庙。可以说,晚清民国庙产兴学的观念从1898年之后,一直贯穿到1930年,只不过中间这股潮流时高时低。

  庙产兴学的核心诉求很简单,就是利用现成的佛教寺庙或者民间道观,将其直接改为新式的教育机构。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它有兴学的需要。但从另外一个现实状况来说,也是因为当时整个佛教界面临零散化的格局,呈现一盘散沙、各自为营的状况。

  晚清的大部分佛教寺庙私产化严重,在佛教界有个专有名词叫子孙庙。子孙庙是什么意思?就是主持收徒,再把庙产传给徒弟,有点类似俗世的血亲继承制。当然这种私产特征在大一些的寺庙中会相对弱化,比如十方丛林,就可能仍以选贤制为主。但是在遍布乡村的民间寺庙中,子孙庙的数量非常之多。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清末民初全国的出家僧侣将近百万人,而我们现在的出家僧尼数大概也就只有二十万人左右。如果再考虑清末民初全国只有四亿人口左右的话,近百万的出家人数规模还是比较庞大的。因此,庙产兴学的政策出台以后,佛教界立刻出现了一个问题——他们既没办法抵抗政府权力的入侵,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也很难公开否认庙产兴学的合法性。

  而且,各地方势力对当地庙产早有觊觎之心,常有官府和士绅以庙产兴学为借口,直接抢夺庙产。面对这种掺杂着各类目的的庙产兴学活动,佛教界开始出现了整体的危机感。换句话说,庙产兴学成为佛教改革的直接动力。而有清以降,佛教界内部没有太强的忧国、忧天下的意识,这点和儒家士大夫不太一样,其危机感主要在于庙产问题。

  成庆:内部危机可能需要从长程的中国佛教史来看。一般而言,我们都公认,隋唐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期,宋元是守成期,明以后开始走下坡路,清代佛教则是衰微期。为什么会这样?

  这首先是因为自明代以来,政府对佛教的控制越发严格,开始限制出家众的自由流动,尤其是与世俗社会之间的联系。而且,朝廷开始对寺庙功能进行各种限定划分,将天下寺院分为“禅寺”、“讲寺”、“教寺”,其中的教寺,主要是学习咒语、仪轨,去做一些超度亡灵的法事,僧人则被称为“应赴僧”,以此为代表的经忏风潮也由此渐渐兴起。

  但传统丛林的经济自宋代以后,原本多是以田产收租为主(如清末民初的镇江金山寺,其田产甚至不限于江苏一地,而从镇江到泰州等地,都拥有寺产,可见其田产资源之丰厚),所以一般的寺庙,尚可以依靠田产度日。但随着庙产兴学,寺庙大量田产被占用。再加之乾隆十九年(1754年),过去用以规范僧人资格的度牒(朝廷授予公度僧尼以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凭证)制度被废除,导致出家人数量愈来愈多,素质却越来越低。总之,伴随寺庙经济的恶化,他们中的多数人只能走向经忏佛事的道路。

  但是早在庙产兴学之前,佛教内部的修学体系就已经出现严重危机,出家人的教理学习和修行实证传统开始衰落。在整个清代,尤其是清中期之后,我们几乎看不到有代表性的学问僧,而且就算有些许高僧,也因各种原因,无法代表佛教对社会形成广泛的影响。更加之雍正直接以皇帝身份介入清初禅宗的汉月法藏与密云圆悟这两派论争,也导致教界内部因此禁声,造成了变相的文字狱。所以,佛教内部的衰落一方面是由于内修不足,一方面则因为政治的限制,结果造成了佛教越来越难影响社会,尤其是精英士人群体,而仅仅起到安顿普通民众的信仰和日常祈福的功能。

  如此长期以来,就导致整个佛教界内部缺乏人才的再生产机制,更严重的是,也失去了精英士人的支持。中国历代以来,佛教和精英、士大夫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明末四大高僧的人际交游,就可以看出,当时的高僧不仅有能力去和精英士大夫交流,也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如憨山德清所交游的士人,就有曾任礼部郎中的曾凤仪和汪可受等人,其余与憨山大师交游的文人雅士,乃至当时的东林士人,也比比皆是。这也是晚明僧俗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出家人与士大夫精英的关系非常密切。但随着清代政治与学术的禁锢,佛学也开始边缘化,晚明比较良好的僧俗关系开始瓦解,这或许才是佛教界面临的最大危机。

  澎湃新闻: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民国佛教界涌现出了一批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革新派僧侣,他们试图对佛教进行哪些改革?

  成庆:庙产兴学以后,佛教界眼睁睁地看着庙产被抢夺,但却无能力去抵抗,这既是因为缺乏精英的支持,也是内部人才凋落所致。于是,佛教界的第一反应是办教育,比如著名的“八指头陀”寄禅法师与松风法师就尝试开办杭州僧学堂,松风法师还因此被寺僧刺杀。办僧学堂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应对庙产兴学,一是以办教育的形式来减弱庙产兴学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办学本身就是培养佛教人才的自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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