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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境界超越了世俗功利和思想教条

  摘要: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儒道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家知识分子在身份认同上呈现出如下鲜明特点:对“道”的追求和担当、“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自我修养的极端重视和忠君颂圣的思想。道家思想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带有更多的避世者和逍遥者的色彩,其中的积极性在于道家的“无为”思想使传统士人在仕途不顺之时能够以辩证的态度和平和的心态面对逆境和挫折,同时道家对审美自由境界的追求塑造了士人的审美人格;消极性在于道家浓厚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色彩很容易使中国知识分子染上“软骨病”和“人格分裂症”,走向趋炎附势和阳奉阴违。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文学理论言说者的身份认同研究”(10BZW009)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国家留学基金“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的资助。

  中国有着悠久的知识分子传统,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不少通病都可以在这个传统中找到根源,另一方面其中的精华也融入到优秀知识分子的血液骨髓中,犹如基因一般代代相传,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闪耀着灿烂不朽的光芒。

  儒家知识分子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中坚力量,儒家传统文化最深刻的形塑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给他们的性格特征、价值理念、精神人格等打上了难以磨灭的烙印,具体来讲,儒家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鲜明特征。

  首当其冲的便是对“道”的追求和担当。虽然很多学者对“道”有各种解读和诠释,但是总体来讲,儒家知识分子所求之“道”大致包括这几个方面的内涵:

  精神上的超越性。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论语·宪问篇》)因为士人不以世俗的功名利禄为人生理想,而是以理想的天道和人道为旨归。这种超越性不仅体现在对超越性的真理和价值的追求,也体现在对具体的理想世界的想象上,因此儒家知识分子在现世政治制度上的表现就是追求有“道”的天下,故而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论语·季氏篇》)

  其次,“道”的核心是仁。儒家的“仁”是仁爱、仁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篇》)这种仁爱不局限于家庭、血缘、种族等客观外在条件的约束,是一种大爱和博爱,是士人君子追求的崇高目标和行为表率,所以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篇》)孟子将孔子的“仁学”理念进一步发展为“仁政”思想,力图建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王道世界,历代儒生都提倡兴王道、废霸道,所以,儒家知识分子将治国平天下作为终生的理想和抱负。最后,“道”追求的超越不在彼岸世界,就在人间。与基督教、佛教、印度教等其他宗教的超越此岸世界不同,儒家思想注重的是人间秩序的安排。“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篇》)在孔子看来,人间的事情是最重要也最紧迫的,死后的事情他是不管的,人道与天道类似,合理安排的人间秩序与宇宙生生不息、和谐自然的规律相吻合,所以儒家之“道”注重的是现世人生。

  其次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就是“治国平天下”。虽然儒家知识分子追求精神上的超越性,但是他们并不是超然世外的旁观者和出世者,而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积极入世者,不仅如此,儒家知识分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意识极为强烈,在“礼乐崩坏”的春秋时代,孔子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治国理念和政治抱负,最终无人慧眼识英雄,孔子的理想和抱负无法实现转而授道传业,孟子也曾经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其实,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是每一个士人都孜孜以求的梦想,立德、立功不成之后才转而立言,所以实现不朽的路径虽然千差万别,但是都指向现实世界和现世社会,可谓心系天下,胸怀世界,这一点与现代社会分工化后的专业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陈来认为:“在中国古代,‘学术之为召唤’和‘政治之为召唤’对于士大夫群体毫不冲突,而是自然合一的,因为,就其为学者而言,他们可感于学术的召唤,就其为官员而言,他们服务于政治的召唤。传统士大夫的这种双重性格与现代化社会的职业化体制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很不相同。” 资中筠曾经将“士”的精神传统概括为三大突出的特点:“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重名节,讲骨气;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的“颂圣文化”。 这三点都可以看出士人对政治的关心和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

  最后一点是儒家知识分子对自我修养的极端重视,甚至将修身养性置于治国平天下之前,这其中的缘由与儒家知识分子特殊的身份地位紧密相关。余英时曾经借用社会学家帕森斯“哲学的突破”观点来论证知识阶层的兴起。 他认为,首先,“哲学的突破”之后,文化系统从此与社会系统分化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次,分化后的知识阶层成为新教义的创建者和传衍者,而非官方宗教的代表;第三,“哲学的突破”导致不同学派的兴起,因而复有正统与异端的分歧。 “哲学的突破”造成了王官之学散为诸子百家的局面,儒家士人将维系道统作为立足之根本。但是如何维护“道”呢?儒家从诞生之时就面临着“道”与“势”相处的复杂问题。一方面,统治者为了提高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需要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对人民进行有效的控制;另一方面,虽然士人以道统自居,但是无权无势的士人真正与皇权抗衡显然是处于劣势的,为此,儒家经典中反复强调“道”尊于“势”。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论语·泰伯篇》)孔子认为,为了维护“道”的尊严,就不应该出仕贪图富贵名利,显然,从“道”比顺“势”更重要。孟子更加明确的阐明了“道”尊于“势”,“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则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孟子·尽心章句上》)如果权势不符合道义,不尊重道统,那么士人不必俯首称臣侍奉君王。那么凭什么说“道”尊于“势”呢?没有外在的实权支持,就只有靠自己高洁的内在德行体现出“道”的卓越和崇高。“为了使‘德’与‘位’旗鼓相当,知识分子便不能不‘自高’、‘自贵’以尊显其‘道’”。 注重个人修养是为了将“道”以可见的外在形式体现出来,上帝和释迦摩尼的尊严可以通过复杂严谨的教会制度和必须遵守的教义树立起来,但是儒家的“道”却是毫无依托的悬在空中,只有通过努力提高个人的内在修养才能彰显出来,以君权抗衡。从这一点来说,是否从“道”完全依靠士人的自觉,是一种个人品德的自觉修炼,践行与否完全没有外在的约束,所以就会出现一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和假清高的士大夫。但是担当道义仍然是士人的根本原则和主流,所以个人品德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士人的声望,重名节、讲骨气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操守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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